【五一之火，全球劳动者的呐喊】首尔、台北、东京、香港、吉隆坡、雅加达、新加坡、阿德莱德、柏林、巴黎、科隆、伦敦、纽约……

本篇文章，我们整理了全球各地主要城市五一劳动节当天的工人抗议行动。内容来源包括工劳小报在全球各地的朋友收集的一手材料、对当地工会干部的访谈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

在国内，五一劳动节已经变质成为歌颂劳动光荣来掩盖各种劳动问题的庆典节日。但是在全球许多地方，各行各业的工人们、左翼社运团体、政治组织在这一天正试图凸显当下的问题、号召人们参与行动、抗议政府的无能。在劳动生产已经全球化的时代，了解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必要的。本文将以城市为单位介绍各地五一节当天的抗议行动、诉求等。

在许多国家，这两年，保守的政党接连上台执政。它们偏爱资本、乐于解除各种劳动保障来竞相吸引投资，它们也热衷于打压工会和左翼政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劳工权利首当其冲，但工人组织与行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未来十年，全球劳动者的命运会如何，将由这一波波抗议行动中劳动者的团结实力来决定！

今年，多国劳动节游行也对BDS（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的支持作为重要议题，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与劳工权益息息相关。BDS运动旨在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倡议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抵制、撤资与制裁。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巴勒斯坦总工会一直呼吁全球工会联合起来，抵制参与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和对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行为的公司，并拒绝处理以色列货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今年4月11日，巴勒斯坦总工会再次向全球工会发出号召，在5月1日劳动节和5月15日灾难日期间，通过罢工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5月5日新增：东京（女性劳动者）、纽约、阿德莱德三个新活动记录！

今年劳动节，首尔街头聚集了约3.3万名工会成员。他们在世宗大路街口聚集、集会抗议，挤满了长达600米的六车道道路。在集会之后，抗议队伍游行至雇佣劳动部后解散。是次行动由拥有130万会员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民主劳总）主办。除了首尔之外，韩国各大都市也都有民主劳总的地区分部主办大型抗议。

两个人名在这些抗议现场被不断重复。其中一位是梁海东，建筑工人，去年5月1日劳动节时，梁海东在江原道的地方法院前自焚，享年50岁。在自焚之前，梁是建筑工会干部，却被政府诬陷为“敲诈勒索”和“威胁”，不愿被污蔑受审，梁海东选择结束生命。而他的遭遇凸显了韩国政府近期对工会行动的连串打压。

第二个被不断提起的人名就是现任总统尹锡悦。他被认为奉行亲商和反工人政策。他曾不断污名化工会，将其贬为犯罪组织或朝鲜间谍。近期，尹锡悦试图扩招医学生的政策也引起大危机，医师公会强烈反对，大量医生（尤其是年轻住院医生）罢工，韩国医疗陷入瘫痪。尹锡悦政府的支持率也不断下跌，目前仅有23%，为就任以来最低点。

全国保健医疗产业劳动组合的宣传部长姜燕培接受了我们的访谈，他所在的工会由医院劳动者组成，其中60%是护士，80%是女性劳动者。他认为，在过去两年中，尹政府不断通过镇压劳工和破坏工会来显示其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过去，工会和反对党曾试图修订劳动法规，严惩造成严重事故的雇主，但这项修改提议却遭到总统否决。而韩国政府最近则试图在最低工资的适用方面实行歧视：对不同行业适用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对外籍移工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以试图分化工人群体。

姜燕培所在的医疗行业面临严重私有化问题。在OECD经合组织中，公共医疗单位平均占 医疗资源总量的75%，但在韩国仅占 10%，剩下都是私营医疗单位。现在，韩国医疗也面临护士短缺问题。全国保健医疗产业劳动组合在游行中诉求进行医疗改革，包括扩大护士数量、明定每位护士只照顾五床病人并且要求医生停止罢工，重回工作岗位。他认为，医生罢工之下，受苦的是其他员工和病人。目前许多护士被迫以医生助理的方式充当医生角色，负担更多工作。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医院可能会开始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

今年4月，反对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姜也感到很遗憾，反对党的表现寒酸，无法达到预期。不过目前有越来越多国民开始反对当前的尹锡悦保守政权。姜燕培说到：“一个不倾听国民心声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我认为韩国的工会仍然强大，有发展潜力，我们迟早会再次向前迈进。”

照片均来自전국보건의료산업노동조합

去年台北五一大游行呼吁拒投执政的民进党，但今年初的大选中，由于多个反对党候选人相互竞争，民进党最终仍成功当选，达成连任。新的总统赖清德即将于5月20日登台执政。也因此，今年五一游行的诉求与行动都是围绕在新政府、新国会（立法院）。

台北游行由各工会团体组成的五一行动联盟发起。集结地点设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也是各类大型抗议活动的主要场地。游行队伍主要由产业、职业、企业等各类型的工会以及NGO团体组成。在游行出发前，工会成员演出了一场名为“劳工权益修恶三”的行动剧，装扮成的总统赖清德、准劳动部长何佩珊、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在台上跳舞唱歌，并喊出“砍假砍假删光光，年金年金砍光光；清德清德做功德，劳工一起做功德”的讽刺口号。

这些口号象征工会对于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的不满。在2016-2018年，民进党执政后，曾删减劳工7天国定假日并修改劳基法（劳动基准法，台湾的劳动法），缩短轮班间隔、放宽加班时数上限。这些改动违背了总统蔡英文在选前降低工时的承诺，引起工运团体集体抗议。而最令工会团体不满的是，曾经支持删减国定假日的何佩珊现在被选定担任劳动部长，让人忧心赖清德新政府上任后会继续大刀阔斧修恶劳动保障。

在具体诉求部分，工会团体强调今年是劳基法通过第40年，但过去积累已久的各类问题包括：工会筹组门槛高、年金保障不足、加班费率未调整、医护血汗，都未在法律框架中得到解决。因此今年各工会会整出的五项诉求也集中在劳动法规的修改，希望立法院内的民意代表可以听取劳工想法，认真修劳基法。五大方向诉求包括：薪资提升要落实、工作权利要保障、集劳关系要升级、退休权益要安心、医护血汗要解决。

在游行的终点立法院门口，两只三色大球被滚动，象征劳工对国会内三大政党的期待与监督。两只大球上印着“别摆烂、挺劳工，要修法、护劳权”。推动过程中，因为现场风向不顺，大球进步缓慢，甚至一度飞出场外，最后更是在临近终点时漏气。这或许预示着国会内的民意代表并不可靠，只会继续摆烂。要修改出一部符合劳工利益的劳动法，依靠的是劳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国会的善意。

5月1日，全劳联（全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集会，除了东京，在日本各地也有当地的全劳联组织的活动，参加人数约1万2千人。各地行动的基本宣言为劳动者团结一致，守护生活和权利，共建和平、民主、中立的日本。

全劳联是日本相对左翼立场的工会联盟，今年提出的诉求包括实现工资的大幅上涨、不允许任何解雇、充实社会保障、性别平等、实现均等待遇、消除贫困、贫富差距和歧视、实现8小时工作就可以生活的社会、震后重建（年初的能登地震）、铭记福岛原子发电事故、实现0原子发电的社会、废除核武器、反战和平、反对更改宪法9条、反对大扩军和增税、反对建设冲绳辺野古新军事基地、岸田政权下台等一共16条。可以看到，其中近半诉求都与反战和平有关。集会游行过程中，其他联盟团体也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要求提高最低时薪到1500日元，反对增税扩军，反对战争等。

全劳联伞下中小工会较多，除了要求上涨工资外，来自不同行业的工会很多提出了各行业特有的具体诉求。例如航空工会下的空乘分部要求飞机每个门配备一名以上空乘；给空乘国家保安要员执照。据工会成员的说法，这个诉求原因来自于空乘行业的人手不足。年初发生的羽田机场飞机碰撞事故中，飞机上每个出口都配备了空乘，乘客全员才得以全员安全脱离。但航司并没有每个飞机都做这样的配备。因此他们提出诉求增加人手。

在高龄少子化严重的日本，人手不足的问题蔓延在各个行业。保育员工会提出雇佣更多保育员的口号。

此外，有趣的是，劳联的集会中还有许多打扮造型各异的花车，以讽刺、幽默的方式凸显社会问题：

在几天前的4月27日，另一个大型劳动组合——连合（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也曾代代木公园举办集会活动，其伞下大多是全国性质的大企业工会，活动参与人数多达2万人。但是，有左派批判连合更看重企业的利润，无法真正保护工人利益。本次集会连合再次邀请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执政党首相连续两年出席连合的五一集会，可以看作是连合同执政党自民党关系进一步加深的信号。除了自民党外，野党立宪民主党（连合和日本国民党的党首也上台讲话。

笔者在现场的感受是，这场集会几乎没有劳动者发声的环节。由于首相和两党首的到来，现场布置了大量的黑衣保镖，进入露天会场需要行李检查。会场内只有各工会的名字旗帜，各工会没有揭示标语。宣讲内容主要是连合在春斗取得的进展和灾后重建相关的内容。

4月28日，日本多个组织和个人在东京共同举办并参加了“属于女性的劳动节前夕”活动（May Day-eve for Woman），这是该活动在日本举办的第二年。该活动旨在提升日本社会对女性作为家务劳动者的认识，强调私人领域也是女性的工作场所，而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劳动常常未被支付、未被看见、未被认可，以及在工会诉求中也未被充分代表。该活动的名称为“劳动节前夕”，意味着参与者认为日本目前仍处于认可女性家务劳动的前夕阶段，尚未真正看见和认可女性劳动的重要性。

活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工会内的女性和公民社会成员，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年龄在30岁以下，三分之二的年龄在30-80岁之间。尽管有许多团体和个人参与了该活动，但大家共识认为，该活动的组织并不存在具体的结构，也不划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界限。该活动的组织和策划都在尽可能吸纳所有人的意见，不是由一家或几家团体决定活动的组织和框架；对于来参加活动的女性来说，她们并不将自己视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

活动参与者之一表示该活动中她最喜欢的是根据桌游生命游戏 (the Game of Life) 改编的恶搞游戏。在恶搞游戏中，参与者会遇到日本社会中许多常见的对女性的压迫或歧视，比如“因为是女性而考试不及格”，然后ta们抽取随机卡片，卡片上写着对抗的方法，比如“咨询公共机构”、“组织工会进行协商”等等。问题和对抗方法的组合是随机的，有时是匹配的有时则不匹配。但有时候，不匹配的情况反而会有出乎意料的好结果：大家会迸发出新的应对压迫和歧视的想法。

千叶是活动发起者之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对这次活动对未来日本社会对女性未被认可的劳动付出所产生的影响持乐观态度。“属于女性的劳动节前夕”活动并非突如其来。在疫情期间，日本社会（尤其是工会和公民团体）意识到疫情对女性的影响很严重（例如家庭暴力和自杀率），并开始组织支持网络来帮助女性。然而，在日本这个极度男权主义的社会中，即使各种团体开始设立支持女性的网络，女性在这些网络中所受到的帮助往往伴随着男性说教和父权的行为，导致女性受到轻视。面对日本工会中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现状，许多女性团体和个人建立了由女性提供咨询的服务。

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范围内的Me Too运动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Me Too”运动让女性发现了彼此，也让她们看见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动性。除了伊藤诗织的事件之外，日本的不同领域，如立法届和娱乐产业，也发生了多起Me Too事件。媒体工会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关注日本媒体界女性受到性骚扰的情况。

此外，千叶的乐观态度还源于她在女性团体中的工作经历：很少有人自称领导者，然后独自分配工作和责任。相反，每当出现问题或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总是非常民主地一起行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付出。千叶还注意到，自疫情爆发以来的几年里，女性组织的崛起以及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劳工互助领域，也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自我赋权的趋势。

当被问及对于今年女性劳工权利方面最期待的改变或结果时，千叶笑着说，也许最令人期待的不一定是外界最看重的，但确实也非常重要：推动不同工会制定和执行性骚扰指导方针。在谈及女性参与工会的程度和领导力时，千叶表示，数量本身并不代表一切，女性领导力也不一定代表女性权益得到了保护，但足够数量的女性领导力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鼓励更多基层女性工会，也需要更多跨部分、跨产业的工会之间建立联系和合作。

自2020年后，香港再无五一游行。今年的五一，各工会与政党也集体哑火，街道上关于五一劳动节的气息几乎难以寻觅，唯有左翼团体社会民主连线到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请愿，提出保障劳工权益的六大诉求：生活工资、失业援助、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我要真普选与反对输入外劳。虽然请愿抗议者仅有四人，但却有20名警察严阵以待。

社民连提及，香港工人的实质工资从1992年9月到2023年12月仅上升了26.9%，但同期的香港GDP扣除通胀后（以2023年市价计算）却已增加近1.7倍。过低的工资本应由政府透过法律工具来介入调整，但最低工资长期被锁定在较低水平，已经被无害化、无效化。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天，获得的工资也不到贫穷线，远远落后于现实。

我们还采访到一位之前在香港工会工作的组织者“百香果”（化名），他过去涉及的工会与巴士运输行业较相关。百香果认为现在香港工运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源。在职工盟解散后，产生了空缺。如果基层工会遇到劳动争议，不像过去那样有职工盟会协助。而且，劳权问题本身也需要有研究和调查才能去理解状况。但工运缺人、缺资源，现在无人去调查跟进劳动议题，也就导致很难去了解工人的状况。例如，近期地盘、扎铁工人曾因为生计问题发起过签名抗议，反对引进外劳，签名人数甚至超过了600人，但却没有工会人士介入协助。

百香果还提到，政府的态度变化也对工会运作产生影响。在巴士行业，部分工会力量较大，有问题也会跟公司讨论。但是，现在工会很难跟政府开会协商，即使有办法跟政府提出问题，政府的反应也是爱理不理：工会跟政府谈判的力度会缩小，政府不会像以前会直接在意工会的意见了。百香果和其他组织者朋友曾经希望建立一家巴士公司内的新工会，但却被政府用程序卡关。当时申请成立工会时，他已经准备齐全文件。过了1-2年时间，工会申请仍未通过，他去询问，政府回复说还在处理，一直拖延。2023年，政府又突然说有些文件要补充，包括承诺不会违反国安法的文件等。但已经过去两年，要重新签文件的话会很困难。一些工人已经联络不上了，或者也没兴趣再做工会了。这两年，香港新工会成立数量大增，但其中大部分都可能是工联会等建制派工会去申请的，它们故意找既有会员重复申请成立工会，耗费政府资源，进而阻碍其他独立的新工会的成立。

在百香果看来，对于其他一些尚在运作的工会，香港政府并没有很明确地、严厉地说不可以搞工会。它允许工会继续处理劳动议题，但是不准工会批评政府或牵涉其它社会问题。工人无形地也感觉到不可以说社会议题，会认为只要讨论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于是，基层工人和工会更倾向只处理自己行业、公司的问题，工会之间的合作也因此变少了。这和以前香港社会化工运的时代相差甚多。

但百香果等香港工运伙伴也仍然在尝试其他路径。去年（2023年）是码头工潮十周年，他们也举办了对应的展览。展览看向十年前工运的状况，也看向十年后的现在。一些当时的道具被展示，重现码头工运的状况，也讨论未来可以怎么样继续。那场展览是面向公众的，也有参与过工运的工人来分享故事，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码头工运历史。虽然码头工会已经不再活跃，但百香果认为展览是成功的，有很多人留言打气，例如“加油”、“我们继续留下来做”。现在，许多留在香港的人，虽然对于工运议题不特别感兴趣，但会愿意来了解独立做工会的人的活动，互相支持。

尽管社会空间减少，但像码头工人、外卖员的工人故事，这类面向公众的交流活动，最近两年比以前更多，参与的人也会比较多。百香果观察到，参与者也是关注社区的人，跟工运可能不熟悉，也不是社会运动脉络，可能是学生、老师介绍来的或街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都有。他们来参与，也会有兴趣来了解工运在做什么。这样就有机会让工运与不同社群建立联系。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各行各业1500名工人游行至独立广场。这场游行由71个人民组织参与，包括了左翼政党社会主义党（以下简称社党）、原住民关注中心、妇女援助组织等。今年游行的主题是“生活工资”，抗议队伍诉求以2000令吉的“生活工资”取代现有的最低工资（约1500令吉）。虽然工资诉求作为今年的主题，但游行8项诉求并不只关注在工人经济权利，还包括了原住民土地、反对性别歧视、反对私有化、停止拆迁等涵盖更多社群的泛左翼目标。

社会主义党的中央委员苏淑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社会主义党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左翼政党，成立于1998年，前身是三个群众组织，分别关注工人、城市开拓者（非正式住居居民）以及学生。但是，在1998年成立后，社会主义党长期无法成功注册，直到2008年才成功。而马来西亚现在的五一游行始于1994年，当时就是由社会主义党的前身三组织发起的。然而五一的诉求并未得到政府的回应，在这样的脉络下，民间运动组织酝酿出了成立自己的政党，建设独立政治力量的计划。

苏淑桦告诉我们，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实际上就是由社党争取的，2002年社党就开始努力倡议，当时要求的月最低工资900块。花费10年时间，最终成功争取时已是2012年，但政府也只愿承认最低工资900块，物价变迁下，远不是当年倡议时的工资了。今年社党再次特别强调最低工资，是因为现行最低工资1500元已不能符合人民生活需求。甚至国家银行的调查都显示，要在吉隆坡生活，每月最低也需要2700元。然而，政府并未法定公式合理计算最低工资。今年也本应是调涨最低工资的年份，却迟迟没有消息。社会主义党希望最低工资不应该只是最低水平，而是应该能够让工人群体享有体面生活。

在游行当天，政府虽然没有回应社党的诉求，却单独发布消息为全体公务员（包括教师、医护等）调涨工资。苏淑桦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动作。公务人员长期被看成是政府票仓，所以在政权相对不太稳定的当下，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赢取庞大的公务员的好感。现任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近期也计划削减汽油津贴，调涨针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与服务税，来节省政府开支。

疫情过后这两年，马来西亚工人处境越发严峻，生活工资追赶不上物价上涨，零工经济情况越来越蓬勃，工人身分却越来越模糊。现在马来西亚零工经济的工人已经占了工人总数26.7%，但是他们却被视为个体户，没有劳动保障。不稳定雇佣的契约工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对工人群体产生很大影响，带来更多的挑战。

令人遗憾的是，五一当天，多个大型工会并没有参与游行抗议，而是转去参加政府人力资源部的庆典。马来西亚的五一游行也呈现出更多元的议题关注。苏淑桦觉得五一既是工人阶级互相支援。 也是社群之间互助团结的举动。从左派观点来看，各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例如谈房屋权利，工人群体也面对房价过高的问题，住房权利也是工人权利。不同社群之间也是透过劳动节庆典集结在一起，共同发声，透过阶级与超越阶级、交叉性的关注达成团结。

雅加达的一场五一游行由名为GEBRAK（Gerakan Buruh Bersama Rayat）的联盟主办。该联盟的全名翻译为中文是“工人与人民联盟”，这意味着它不只是一个工会组成的联盟，还囊括了农民团体、学生组织、环境运动组织、土地运动团体、记者组织、法律组织等，是一个泛左翼的团体、NGO的大联盟，一共有32个成员。在游行中较醒目的红色制服的参与者都属于KASBI，印尼最大的左翼全国性工会。

GEBRAK举办的游行以雅集达商业中心的苏迪曼车站作为起点，经过国际劳工组织大楼，最后终点在印尼的国家宫殿（总统居所）。当天的游行共有15000名工人参与。行动主要抗议的是前任总统佐科威任内颁布的一系列破坏劳工权利的法规，它们名为“综合法”。综合法的目的是吸引更多国外投资，但以牺牲国内工人利益为代价，导致了最低工资提升缓慢、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工人失去工作保障、遣散费和社会保障的减少等。

KASBI的干部Ifan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提到，这次游行也是为了表达对日益恶化的民主制度的失望，尤其是总统选举过程中出现了操纵和欺骗，导致前总统佐科威选定的继承人获胜。在游行过程中，警方还对游行队伍进行了挑衅，有些警察试图阻拦游行者、甚至冲进游行队伍。而在国家宫殿，政府也无人出面回应，持续对工农处境表示沉默。

在今年的游行中，GEBRAK特别强调要建设新的、进步的政治力量。Ifan说这指的是基于阶级政治力量的替代性力量，这也是各工会、NGO团体一起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在“综合法”的修订过程中，几乎GEBRAK的所有成员团体都受到了冲击，例如近两年印尼物价飞涨，但最低工资的提升却被严重抑制，政府以数字公式取代了对于实际人民生活需求的考量。

物价增长、人民生活变困难的其中一项是来自稻米价格上涨。根据统计，从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印尼普通稻米价格已经上涨了近24%，且此势头仍未得到抑制。Ifan认为，从国家部门的声明来看，印尼稻米储量足够人民吃一年，但它却仍在继续上涨。一个主要原因是米商囤积大量稻米、操作价格。也有一些经济学者、民主人士认为，米价上涨与前总统佐科威的社会救助政策有关。他刻意减少大米供给，并让自己的候选人分配大米给社区，用来操纵选举。

照片均由KASBI提供

每年五一，新加坡政府都会举办官方的劳动节集会。今年的全国职工总会劳动节集会在金沙会展中心举行。在这个官方集会上，即将卸任的总理李显龙回顾了他在任期间的成就，并强调政治稳定是新加坡持续前进的关键之一。在集会上，各类工会代表不断称赞李显龙和新加坡政府为工人利益做出的贡献，“食品、饮料及相关工人工会（FDAWU）”代表甚至高举“李显龙我爱你”的标语。

然而，在同一天，公益组织“工人创造可能” (Workers Make Possible) 在芳林公园举办了一场属于工友们自己的集会，因为芳林公园的演说者之角是唯一被政府允许聚集和示威的地方。“工人创造可能”在2023年举办了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个属于工友自己的五一集会，当年有约300人参加，今年的参与人数上升到了600人。在这个集会上，不同的工人权益组织设立了自己的摊位，如移工互助组织、医护权益组织、性工作者权益组织和外卖员权益组织等；新加坡少数派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党也有代表出席讲话。

新冠席卷全球的几年也揭露了新加坡公共医疗系统对医护人员的剥削现象。与全球许多地方的医护人员一样，新加坡本地的医护人员也面临着各种职业过劳问题。许多本地医护人员都承认，他们承受的职业压力让他们无法再以耐心和关怀对待患者，这加剧了医患矛盾。"病与倦" 是由一群本地医护人员组成的集体，他们呼吁医患之间建立联盟，抵制医疗系统的剥削行为，医疗系统应该尊重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芳林公园的演说者之角允许聚集和示威，但仅限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如果移工参加，则属于违法。因此，许多参与了新加坡国家建设、通常从事最危险和剥削性的工作的移工，无法进入新加坡唯一的合法公共集会场所，只能通过线上私人直播观看集会。尽管移工们无法亲临现场，但“移工互助”仍在现场设立了展台，呼吁新加坡公民关注移工权益。例如，改善移工的交通条件：为了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新加坡政府和雇主决定以牺牲工人的安全为代价、允许移工乘坐敞篷载货车进入工作场所（但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新加坡公民将敞篷载货车作为交通工具），这导致移工经常因敞篷载货车事故受伤或死亡。

尽管在新加坡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和口号，如“拥有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要解放”，涉嫌违反宪法，工友们无法直接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但现场还是出现了反战标语。

照片来自Wake Up, Singapore

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于周六5月4日举行劳动节游行。游行由南澳工会（SA Unions）主办。SA Unions 统筹协调着包括建筑工人工会、护士与助产士工会、联合工人工会（United Worker’s Union）等共四十多个工会。

上午11点，队伍于市中心北部的公园开始，游行至维多利亚广场。广场上已经准备好了孩子们玩的空间、以及免费的食物。

在SA Unions的秘书长的演讲中，他指出目前的生活成本危机是企业追求超高利润造成的，而工人的工资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他提出工人应该有更大的谈判权力、同工同酬；他特别强调了工作场所中的健康与安全、包括雇主应该对工作中的安全事故负法律责任和对因工作中无防护接触有害物质而致病的工人提供支持等，并提到工会将保证下个月联邦与州政府都通过进一步保障工作安全与追究雇主责任的法规。他说，工人已经获得的权利提高离不开工会的抗争，而工会必须持续履行为工人争取赢得的权利的责任。

来自零售业与快餐业工会（SDA）的组织者Chris接受了我们的采访。Chris提到，劳动节是一个向全世界的工人表示团结的日子。Chris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人权利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改变，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做。Chris分享了他组织一家麦当劳偏远分店的员工成功反抗不公平待遇的经历，并提到作为一名组织者是一种思考方式与生活方式。

工会组织者Steve在采访中也说，希望看到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工会并参与改变的进程，因为改变并不会魔法一样的自动发生。

我采访到了SA Unions的秘书Dale Beasley。他说，五一劳动节是工人展现团结的重要契机。像今天这样的活动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热情与对劳工议题的关注。SA Unions组织协调各行业的工会，Dale说南澳的不同工会间团结聚焦于共同目标，不会因政治或意识形态而产生争端。Dale提到，过去的十年间工会经历了艰难的斗争，所有行业内工人们的工资都过低。而澳大利亚正在将抗议与罢工的权利不断紧缩，议院正通过严苛的反对抗议游行法案；于5月16日阿德莱德也将举行捍卫抗议权利的游行，Dale提到许多工会成员都将为公民抗议的权利而抗争。

继去年退休改革大背景下“历史性”五一动员后，2024年法国的劳动节游行参与人数有所回落，警方和工会统计仍然差距甚大，跟据工会口径，今年全法共有超过20万人走上街头，其中巴黎市参与游行的共有约5万人。

2024年的劳动节游行如往年一样，从共和国广场出发，失去了反退休改革这一共同目标，今年各工会口号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围绕反对紧缩和争取和平。连接起各个公会的是红白绿黑四色巴勒斯坦国旗，从队伍最前到最后都可以看到，至少在庆祝劳动节的人群中，支持巴勒斯坦成为了共识。我们也忍不住在街边买了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卖旗子的女人是突尼斯移民，她告诉我们，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劳动者。

另一个被广泛谈论的话题是奥运会。“公共财富被浪费了”，人们这样说，但工人阶级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根据现场宣讲，我们得知，为了办好奥运会，大学生被从他们的宿舍驱逐，动物栖息地被破坏，巴黎北部最贫穷的93省在公共住房告急的情况下，优先建设运动场馆，整个社区面临中产阶级化的风险，而工人们则在工地上工伤频发，因为不合理的工期，糟糕的组织，相对于通胀过于低廉的工资……

走到巴士底广场时，我们遇到了Attac组织中有名的女性舞蹈团队Les Rosies。Attac是成立于1998年的一个公民行动团体，致力于全欧洲范围内的税收公平，他们希望通过公民行动促进替代方案的发展，并将掠夺性银行和跨国公司置于公民社会的控制之下。今年他们的口号是“收阔佬们的税”，相当简洁明了。Les Rosies是Attac法国中的女性小支部，致力于女权活动，寻求减少性别歧视、性别暴力，要求平等的收入。他们以穿着女工们的蓝色工装在游行中跳集体舞而出名。虽然这里所有人都是志愿者，有年轻女孩，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但她们的舞蹈真的能一下子吸引住人的眼球，我们忍不住开玩笑说，这就是法国女团舞吧，巴黎black pink。

我问了她们中的“小领导”Lou Chesné，她说她日常生活中在法国国家核电公司工作，只是作为志愿者参加Attac的活动中，因为她感到女性在场的必要性。我们赞美了她的舞蹈，非常有趣，她哈哈笑着说，是的，我们的理念就是，社会运动就是要快乐。听说在中国，劳动节我们没有游行，Lou表示了遗憾，“连五一都不能游行”，作为法国人，即使是经历了马克龙时代的高压，她还是很难想象这这样的处境。

今年五一，我们在柏林去了两场游行。上午的游行有至少1.3万人参加，主办方是德国工会联盟（DGB），口号是：“更多工资、休息、保障”。队伍穿过昔日东柏林最重要的街道之一——卡尔马克思大道。队伍里有不同方阵，包括工会方阵、各政党方阵、草根团体方阵（比如要求住房社会化的草根运动DWE）以及国际方阵（库尔德、土耳其等）。游行结束后，大家在市政厅前集合，各个组织摆摊进行介绍宣传。

我们和一位特斯拉车厂的工人聊了起来。工厂中有许多问题，比如工伤率超高、解雇潮、加班，这些都是现在工会抗争的重点。特斯拉使用了很多“精明”的反对工会的技巧，比如禁发传单、对积极工人威逼利诱、突然转派到陌生车间、利用种族矛盾。面对压力，工人和工会也展示出了勇气与决心。工会在工厂附近设置了专门的咨询处，每天有人值班，有时到晚上十点。厂中有许多非德裔工人，他们需要多语的信息。许多来自专制国家的工人对投票有恐惧，因此工会格外重视信息安全，向大家保证投票完全匿名。这些都让工会赢下了最近工人委员会的选举。

在德国，特斯拉工厂对工会组织的打压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迫使他们自学很多新的经验和技能。我们还聊到马斯克去中国访问。他祝中国的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了更好的未来”。

我们还遇到了一位移民软件工程师，他是柏林科技工人联盟的创始人。他刚来德国工作时，在工作场所维权两度被解雇。一开始，工会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他自学了很多劳动法内容，也越来越深入组织工人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招募了超过50位工会成员，而整个联盟在超过50家公司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他说，组织移民工人，需要有创造力的传播，找到能吸引到他们的具体案例，而且平时要认真维系社群，让大家产生紧密的连结。

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国际学生，他平时积极参与本地草根政治活动。有很多工会成员也参加草根组织，而他希望工会官方能加强对草根运动的支持，给政府施加压力。他说，学生可以作为激进的成员，推动工会内部改革。随着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的上涨，工会越发重要，但很多学生舍不得会费（德国工会会费为工资的1%）。工会和其它社会运动需要做好传播，对抗社会中的去政治化趋势，让大家理解工会对自己的重要。

和大家聊完天，我们又去参加了傍晚的“革命五一”游行，主办方为migrantifa（含义是migrant移民+antifa反法西斯）和许多马列主义青年组织。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支持巴勒斯坦。游行队伍穿过柏林南部阿拉伯、土耳其移民最多的Neukölln区，这里很久以来就一直是警察暴力最高发的地区。此次警察也是严阵以待：15000人的游行，共出动了6200名警察。

上午的游行队伍里主要是德国人，有老人、小孩，气氛相对轻松。而革命五一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少数族裔占到了很大比重，队伍非常拥挤、氛围火热，口号、掌声、鼓声和音乐声持续不断。游行沿线许多窗前挂着巴勒斯坦国旗，一家人站在窗台上，和街上的人们互动。尽管氛围紧张，整个游行相对平稳，“只”有30多个被记录的逮捕，并没有大规模冲撞。大家也喊出了以往被禁止的“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口号。

对德国左派来说，巴勒斯坦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一方面，德国生活着20万巴勒斯坦人，许多是难民；而另一方面，德国左派因为对“反犹”指控的过度恐惧，大多数并不认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上午的工会游行，有人就因为佩戴象征巴勒斯坦的头巾kuffiyeh，被驱逐出了队伍。巴勒斯坦人和支持者每天害怕警察暴力的同时，警察工会在上午的游行中高举着他们的旗帜。

两场游行，揭示了德国左派的困境：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工会，与控诉德国支持种族屠杀的行动者之间，似乎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该如何解决？

德国科隆的五一劳动游行，由科隆-波恩区域工会（DGB region Cologne-Bonn）组织，游行队伍从DGB办公楼所在地的Hans-Böckler-Platz出发，一直行进到集会的目的地Heumarkt（科隆市第二大广场），总共数千人参与。今年工会的口号是：“更多工资，更多自由时间，更多安全保障。”（"More pay. More freetime. More safety."）

在游行队伍中，我们遇到了来自伊朗的Alborz（化名）和Maneli（化名），他们希望支持在德国的伊朗劳工权益。Alborz举着写有“STOP EXECUTION”、抗议因为参与音乐抗议而被判处死刑的伊朗流行说唱歌手Toomaj Salehi的牌子，他说：“我们希望团结各地关注伊朗议题的群体，争取更好的移民待遇。”

走到Heumarkt广场，我们看到各民间团体以及政党的摊位，为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提供食物和水，并向公众分享有关工人权益的资讯。（在DGB的幸运曲奇上写着：“好的工作条件不是靠运气的。”）

在广场上，我们遇到了争取服务行业工人权益的团体ver.di（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United Service Union）。Michaela（化名）说：“我们希望零售行业的工人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培训补贴、退休金保障以及更低的税率。” 她和她的同伴高举着牌子：“我们正在很饿！我们的处境很糟糕！我们害怕生活没有保障！“

在Die Linke（左翼民主社会党）的摊位前，志愿者Anna向我们搭话。得知我们在关注中国工人的劳动处境，她说：“看来我们是同仁！祝你劳动节快乐。”

伦敦游行从有工人运动渊源的街克勒肯韦尔区出发，一路行进至特拉法加广场，在场的组织与团队包括大伦敦工会委员会协会、工会联盟、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等工会和不同的移民社群，预估有超过五千人参与。游行发生在伦敦市长竞选和全国竞选前，对保守党紧缩政策的强烈抨击成为工会领导人在广场上演讲的主要议题之一。

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秘书长在宣讲中强调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劳工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但这一行动正遭到《最低服务水平法》对公共部门工人罢工权的威胁。“看看摇摇欲坠的学校、过载的全国健康系统和失灵的铁路系统，我们就应该知道政府所谓的为了公共利益是无稽之谈。这一法案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罢工权，阻碍我们反抗过低的收入和剥削的老板。“  其他游行参与者也指出英国近年对罢工与抗议收紧的限制与扩张的警察权力。在经济下行的时刻，这些举措不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打压工人的权益与反抗的力量。

支持巴勒斯坦、移民难民权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成为劳动节游行的关键议题，工会发言人和接受采访的参与者都反复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与所有工人攸关的劳工问题。同一天，自由巴勒斯坦工人组织在负责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合同的许可部门英国商业与贸易部以及四家向以色列出售军事武器和提供军事支持的军工厂外组织了数千名工人的游行抗议，呼吁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战争机器。示威者高喊“立刻结束占领” 以及“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要自由“。亲巴勒斯坦运动也在从这天开始在大学校园内得到更广泛的响应，布里斯托大学、纽卡斯尔、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利兹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设立了声援巴勒斯坦的营地。

在我到场的游行现场，一位二十多年前因政治活动被迫离开哥伦比亚的拉美社群活动者愤慨地表示，“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做的事情，多年来也在对拉美做。我们社群里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政治逃亡而来到这里的。” 他们标语旗帜上写道，“拉丁美洲人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停止大屠杀！归还土地！正义！”，同时印有巴勒斯坦国旗与代表拉美原住民的印加旗帜。他表示，在拉美，原住民被包括英国在内的殖民资本主义剥夺了土地，“所有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人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与此同时英国却对移民和难民越来越排斥。”

英国议会于4月22日通过《卢旺达安全（庇护与移民）法案》，准备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未来无法返回英国。4月29日，英国向卢旺达遣送了第一位非法移民。劳动节集会现场，有抗议者高举着“欢迎难民--开放边境--反对遣送“的标语，

伦敦的草根劳工组织“家政工人之声”进一步对我解释了保守党政府对移民愈发恶劣和排斥的倾向对海外家政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2012年的联合政府废止了工党政府推出的海外家政工签证，收紧移民家政工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向她们求助的来自海外家政工人（许多来自菲律宾、印度和印尼）无法更新自己的工作签证，在没有工作合同的情况下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水平工作，遭到雇主的剥削和虐待。负责人表示，她希望即将到来的竞选能让工党上台，他们也许会恢复被废止的海外家政工签证和海外家政工的劳工权利保障。

弗利广场坐落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市政中心街区，毗邻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广场中心是一座十五多米高的巨大黑色花岗岩雕塑，名为“人类精神的胜利”，像利剑直指天空。5月1 日下午四点，上千人以这座雕塑为中心布满整个广场，以劳动节的名义，声援巴勒斯坦。

这次抗议由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主办，这是美国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各路工人、学生工会代表和成员都在现场挥旗、举牌示威，包括纽约出租车司机工会，医护人员工会，过境交通工会，家庭护工工会，还有去年组织过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罢工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

抗议的前一天夜里，纽约警察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CUNY）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者暴力清场、逮捕。此前不断翻涌、积压的愤怒，无论是对加沙地带正在发生的暴行，或是对高校官方镇压制止示威的态度，弗利广场都变成了一个出口。学校和工人工会的主要诉求是，要求工会动用政治力量或尽一切可能去影响美国政府，停止战争，支援巴勒斯坦。

在场的一位律师Rigodis Appling，她在法律援助协会（The Legal Aid Society）工作了18年以上，关注劳工和种族正义议题，去年也为UAW工人提供了法律支援。Appling说，即便眼下还有许多值得抗争、为之战斗的事情，她仍然对未来感到乐观，因为越来越多工人意识到了个体发声和抗争的力量。“贫富差距在扩大，这也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意识到，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声援巴勒斯坦一样”，Appling说。

今年的“五一”，全美弥漫剧烈的学生和劳动者为巴勒斯坦发声的抗议行动。

五一前夕，美国各地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校园扎营占领行动（encampment），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美国高校在以色列的投资和合作。据民间网站不完全统计，截止5月1日，已有超过100所美国大学校园参与。截至5月2日，多数抗议正在不断被当地警方暴力镇压和清场。

这一波的校园扎营占领行动，源于4月18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对学生和平占领行动的高调打压，邀请纽约市警方进校园逮捕了超过100名学生。这一暴力行为引发了全美各地年轻人的愤怒，纷纷在所在学校设立帐篷，和平占领学校的公共空间。学生的抗议诉求多数聚焦在，要求学校撤销在以色列的商业投资、抵制学术合作，以及要求高校不再沉默，发声明谴责种族灭绝和要求永久停火，以及停止对参与巴勒斯坦抗议的学生的监控、审查和指控。这一系列诉求，同样是响应来自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总工会（Palestinian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Gaza）的倡议——呼吁世界各地的工会和公民社会，抵制向以色列的入侵战争输送和制造军火，施压西方政府和相关机构撤销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政治及文化合作，来声援深陷战火、家园摧毁的巴勒斯坦劳动者和家庭。

尽管大学校园里的和平占领行动获得了来自高校工会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却持续遭遇来自校方和政府的暴力打压。其中，4月29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Austin）近40名学生被捕，警方使用了闪光弹和其他化学弹药等武器；4月30日深夜，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CUNY)，两校的扎营占领行动先后被纽约警方强制清场，近300名学生和高校工会职员被捕，部分学生被警方殴打，受伤严重被送往医院；在加州洛杉矶分校（UCLA），警方默许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对和平占领学生的暴力冲突；5月1日，纽约警方继续逮捕了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校园内的占领学生。截至5月2日，全美已经有40所学校，超过1700名学生和社区成员因声援巴勒斯坦而被捕。

因应校方和警方对学生和工会成员的打压，部分美国高校工会响应学生诉求，谴责警方暴力，发起工业行动。其中，4月25日，德州奥斯汀分校教职工发起一天“非法”罢工支持学生；5月1日当天，尽管工会领导层反对，纽约市立大学工会（PSC-CUNY）基层成员发起了一天的“集体托病怠工（sick-out）”，这是该工会成立52年历史以来第一次的野猫式罢工行动；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工会（UAW 872）宣布已经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投诉大学的不公平劳动行为，指控大学滥捕和打压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工会成员；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研究生工会成员同样在五一当天为巴勒斯坦发生的人道灾难进行了自发罢工；拥有超过48000会员，含研究生在内的加州大学工会（UAW Local 4811）领导层也在“五一”当天紧急通过了“罢工授权投票（strike authorization vote）”的议案，将在一周内组织罢工授权投票，回应校方对学生、工会成员抗议权利的侵犯。

本期供稿、采访与拍摄：Gabby、马丁尼、酷酷的咸鸭蛋、布迪、海底大蜗牛、cc、phoenix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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